2016-03-02 时代周报记者
陈舒扬 赵天琦
[摘要] 2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环保部长陈吉宁出席了一场中外记者见面会。这个时间节点，离他在2015年2月27日就任环保部长差不多一年。
2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环保部长陈吉宁出席了一场中外记者见面会。这个时间节点，离他在2015年2月27日就任环保部长差不多一年。
这不是陈吉宁首次公开面对中外媒体。去年的3月7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从清华大学校长履新环保部尚不足一个月的陈吉宁就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中外记者的“长枪短炮”。
“做校长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想学生的事情，到了环保部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看天。如果天蓝，不敢懈怠；如果是像今天这样的天，就会感到不安，要加倍地努力。”当时，陈吉宁这样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
陈吉宁上任之即，正是中国环保面临重重压力之时。但同时，中国的环保问题亦迎来了新的机遇：新《环保法》在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十三五”规划建议稿将“绿色发展”上升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先后发布，明确了中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原则、目标和任务。
履新环保部之后，陈吉宁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环保工作已进入大有作为的机遇期。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去年全国两会上，陈吉宁在记者会上提及的雾霾治理、土壤污染、“红顶中介”和新《环保法》等问题，正是环保部在过去一年里的工作重点所在。
“一个好的法律不能成为‘纸老虎’，要让它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关键在于执行和落实。”陈吉宁曾在多个场合强调。
在其强力推动下，环保约谈和督查制度双管齐下，新《环保法》的确长出了牙齿。数据显示，在环保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去年共对163个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对31个市进行了约谈，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政府落实责任，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在陈吉宁的领导下，一个已经“装上牙齿”，运作亦更加清晰透明的环保部逐渐显现。
“环保部现在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最开放的部门之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得由环保部等七部委联合颁发“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马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去年的确感到环保部门公开的信息越来越多。”
为环保工作定位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在环保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陈吉宁用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对环保部的工作人员提出勉励。当年的1月28日，他被任命为环保部党组书记。
2月9日，中央第三巡视组在对环境保护部进行了专项巡视之后反馈巡视意见。中央第三巡视组组长吉林直言，环保部门存在的问题包括：干部插手审批，或者开办公司承担环评项目牟利，在审批存在腐败和权力寻租等问题。
2月12日，也即中央巡视组反馈巡视意见3天之后，陈吉宁主持召开环保部内党组会议，研究部署巡视整改工作，由陈吉宁担任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此后，陈吉宁在多个公开场合均表示：“要彻底解决环评‘红顶中介’问题，决不允许‘卡着审批吃环保、戴着红顶赚黑钱’。”
在被正式任命为环保部部长之前，陈吉宁就已经以一名环境专业领域专家的身份与环保部产生了联系。不但其参与调研的课题在环保部经常获奖，还在2008年被选为第三届中国环境大使，随后又被评选为“2009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有评论认为，环保部部长的位置，不啻于一个“火山口”。我国产业经济社会现在还处于发展的爬坡阶段，工业化还在加速进行，城镇化亦在提速。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国家的污染物新增量仍然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污染物排放降下来，难度恐怕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加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环保工作应如何准确定位？2015年5月28日，在京水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上，陈吉宁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这要求我们平衡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行业排放总量和环境准入标准，又要利用环境保护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努力实现两者的协调和共赢。”
出任环保部部长之后，陈吉宁充分展示出一名专家学者的学术素养。在公开场合发言时，他经常会使用专业的数据模型和理论。在今年2月18日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他就援引了环境学中的“库兹涅茨曲线”为大家解释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果。
所谓“库兹涅茨曲线”，是指随着经济增长，污染物排放量逐渐增加，而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污染物排放量会到达顶峰，并随后出现下降。
“大家都关心拐点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拐点就表示你的努力程度。”陈吉宁说，“大家可以看，我国出现拐点比发达国家要早很多。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是追赶型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用更好的经验、更好的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宏观治理持续努力付出的结果。”
与地方保护主义较量
2015年，环保部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约谈督查风暴。
过去一年里，环保部直接对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陈吉宁认为“效果还是很明显”；除了公开约谈，还包括对地方进行广泛的环保综合督查，对上百个具体问题挂牌督办。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这些都大大超过往年的力度。
梳理环保部发布的消息可以发现，此轮约谈最早开始于2014年11月，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当时约谈了安阳市政府主要领导。然后是2015年2月，也就是陈吉宁履新环保部后的第一个月里，沧州、临沂、承德三个城市主要领导被约谈。
2015年3月20日，环保部将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六个督查中心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一场督查工作座谈会，是次座谈会上，陈吉宁指示，“环境督查要在严格监管执法上下功夫，在督查压力传导上下功夫，在严肃责任追究上下功夫，在部门区域联动上下功夫”。
督查中心是环保部外派的区域督查机构，被认为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固国家与地方环保监察体制链条的有力环节，督查人员相当于特派员。督查中心也常常作为主要角色在“约谈”中出现。
2016年2月25日，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约谈的对象是由“部里定的”，然后委托各督查中心操作。
“约谈”被马军称为“中国特色”的环境监督，“不是关起门谈，而是以一种高调的方式、借助社会舆论把压力给到地方”。
“环保法不是纸老虎，要有钢牙利齿。”这是陈吉宁的名言。在加强督查力量的同时，环保法的执行力度也是前所未有。截至去年年底，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去年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
执法成绩单背后，是新领导班子坚持“环境法治”的努力。
新《环保法》自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刚实施的前两个月，各地查处的违法案件并不多。去年3月2日，环保部以新闻通报会的形式，传达了陈吉宁“对新法执行中地方环保部门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予以澄清”，其中分列了八条，逐一驳斥了懈怠执法的理由和一些陈旧观念，指出要严格执行新《环保法》。
环保部后来披露了3月、4月的相关数据，各类案件数量和罚款数额大大超过了1月和2月，有的甚至翻了几倍。
“查处违法行为增加，行政处罚、行政拘留也有所增加。另外因为雾霾很严重，经常性的检查和夜间巡查的频率也增大。不过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政府的干涉和保护还是挺多的，一些项目的违法行为不能得到更有效的查处，不过总的查处案件和处罚金额则大幅增加。”时代周报记者从山东省某地级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处也得到了局部的印证。临近京津冀且工业密集的山东省，向来是环保部重点关注的对象。
进入2016年后，“约谈”升级、督查升级。今年1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其间对河北省委书记和省长进行“个别谈话”。“中央环保督察组”是今年成立的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督查机构，由环保部牵头，中纪委、中组部的相关人员参加。
为了解决地方政府对环保执法的干涉，在2月18日的记者会上，陈吉宁介绍了正要推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制度改革”—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一改革是为了建立环境监测监管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解决现在分块式的管理。
事实上“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已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体现了中央对此的重视和支持。
减法和加法
在2月18日的记者会上，当再次被问及“红顶中介”脱钩工作时，陈吉宁坦言道：“这个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坦率地讲也很敏感，这是革自己的命，阻力很大，但是我们坚定不移。我们把它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必须完成，不讲任何条件。”
陈吉宁介绍，环保部直属的8家环评机构已经率先完成脱钩，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140家环评机构也完成了脱钩工作。
除了解决“红顶中介”的问题之外，在过去一年，环保部门内部推动了多年的简政放权也基本告一段落。
去年3月中旬，环境保护部对审批建设项目目录进行了调整，其中，将火电站、热电站、炼铁炼钢、有色冶炼、国家高速公路、汽车、大型主题公园等项目的环评审批权，由环保部下放至各省市区环保部门。
此后，环保部还陆续发布了新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以及火电、水电、钢铁、铜铅锌冶炼、石化、制浆造纸、高速公路等7个重点行业环评审批原则，调整了部分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限和环评类别，统一行业环评管理尺度。
环保部环评司司长程立峰曾对此作出回应：减少和下放微观审批事项有利于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法规制度建设、战略规划环评、强化执法监督等方面。
山东省某地级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行政工作来看，自己体会到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审批上简化程序、权限下放，审批效率提高”，以及加强信息公开上有很大进步。
如果审批权下放、环评机构脱钩是环保部精政放权中的“减法”，那么过去一年环保部也在给自己做“加法”。比如环评司司长程立峰提到的战略规划环评——即让环评在决策链前端的总体规划阶段就介入。去年10月，环保部启动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战略环境评价项目。
据最近的消息，环保部正在修改和制定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文件，推进规划环评落地。
“最开放的部门”
陈吉宁出任环保部长之后，提倡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热点问题、与公众保持密切沟通成了环保部的特色。
时代周报记者在环保部凯发在线官网发现，履新环保部之后，陈吉宁多次出席媒体见面会，其中最早一次是在2015年3月1日，是环保部近年来第一次召开与新闻媒体的深度恳谈会，体现了新班子务实、开明的工作作风。
随后，陈吉宁力推“微信举报平台”上线。在环保部的推动下，这一监督平台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开通。
去年5月，环保部派出了14个督查组，督查全国各省级、106个地市级环保部门的微信举报平台的准备工作。这说明，微信举报平台并非“形象工程”，环保部有意让其成为重要的监督工具和威慑力量。
在今年2月18日的记者会上，陈吉宁特别提到“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进一步加强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以及“对高架源要进行特殊的关注，要求京津冀所有国控企业的监测数据，在线监测必须跟环保部联网”。
这让一直关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马军感到振奋：“我们一直也在搜集企业的公开数据，去年的确感到地方环保部门公开的越来越多。”
“陈部长和潘部长（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一直强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能够感到他们是把它放到战略高度去做。”马军说。马军有长期与环保部打交道的经历，他对时代周报评价“环保部现在是政府部门中最开放的部门之一”。
2015年环保部还逐月公布“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反映的环境案件处理情况”。
在例行的信息公开之外，环保部体现出对舆论的敏感，比如及时回应热门话题。
自从环保部去年2月约谈山东临沂市委书记、市长、3月又挂牌督办该市大气污染问题后，媒体也纷纷将目光集中在临沂这一工业重镇身上，后来形成了“休克式疗法”的舆论评价。
去年7月，环保部公开回应“临沂之争”，力挺“铁腕治污”，称“临沂市对企业停产整治有理有据、合法合规”，并用数据说明环境治理并未引起财政和金融不稳定。去年9月，环保部还组织了一场媒体座谈会，邀请专家与媒体记者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深入进行沟通交流。
“这种直接出来为地方治污说话的做法不多见。”马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2015年入冬后，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三次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过程，各地在应对过程中，出现了污染程度大致相同但预警级别不同的现象，引发民众质疑。
此间环保部也一直采取积极回应的态度。今年2月4日，环保部表态，要求3月31日之前，京津冀地级及以上城市试行统一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其中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沧州率先实施。
时代周报记者曾从河北省地方环保局了解到，预警分级标准的统一一两年前就在筹划，然而方案一直未落定。根据一些环保人士的分析，由于涉及不同城市应急执行的力度，执行统一的应急标准有难度。不过，至少在预警分级上，未来不久将得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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